bob半岛·体育微刊学术 媒介技术异化的人文视角探析在传统媒介向新媒介的不断迭代演化过程中，媒介技术出现了诸多弊端，媒介技术主义成为人们批评的众矢之的。正确看待媒介技术主义，是推动媒介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站在，探析媒介技术主义的“前世今生”，揭示出媒介技术之于人的积极作用，经过媒介化社会影响下人的异化，再重新回归媒介技术的人文轨道，使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处于良性互动的动态平衡中，既避免了盲目乐观的媒介化生存，也防止陷入对媒介技术的否定而带来的消极情绪。

　　从最初的意义上讲，媒介就是传递信息的中介，利用媒质存储和传播信息，使人连接外界，开展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要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达到传播媒介的时空自由，就需要技术、资本、市场、政策等多重因素推动媒介形态的深刻变革。其中，技术因素的驱动力越来越突出，催生了媒介的技术化，最大限度地超越时空的限制，更新观念，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然而，在媒介技术主义的强大冲击下，人们在欣然接受层出不穷的媒介形态的同时，也在吞咽着新媒介时代酿成的苦果，如阅读时间的碎片化、手机依赖症以及垃圾、与虚假信息泛滥等。这一恶果，并不是媒介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缺少伦理反思、社会规约和文化制衡，使媒介技术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造成了人自身的异化。本文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指出社会媒介化带来的后果，表达对媒介技术主义的合理态度，探寻媒介技术与人文关怀的契合点。

　　在社会媒介化生存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媒介，以至于由工具性逐步转化为目的性，不仅依赖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资源，而且还会形成某些非目的性的bob半岛·体育、须臾不可分离的精神依赖。一般而言，信息媒介传播追求真实性、准确性，但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提升，特别是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下，为人们提供一种象征性的“拟态现实”。现实中，人们往往把“拟态现实”当成客观事实。

　　美国政论家、新闻学家李普曼认识到新闻媒体对公众的影响，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拟态环境”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的负面影响，指出媒介传播的信息并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真实反映，而是在人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假环境”。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直接启发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判断。伯纳德·科恩对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进行提炼，清楚地表述了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新闻媒体远远不止是信息和观点的传播者。也许在多数时候，它在使人们怎么想（whattothink）这点上较难奏效，但在使受众想什么（whattothinkabout)时十分奏效。

　　如果说，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议程设置功能理论，适合于以广播、电视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揭示出媒介技术的异化使传播者对受众推行某种强势逻辑，那么，随着媒介传播方式发生了性的转变，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大众传播是否存在消除异化的可能？答案是否定的。

　　不可否认，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以强烈的人际互动、广阔的传播范围，大大增强了受众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打破了传统媒体独角戏的线性传播格局。然而，虽然互联网的普及，传播主体不断扩大与分化，参与拟态环境的建构，但也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随意性，虚假信息泛滥，背离了追求真实环境的初衷。随着网络技术的逐步提升，信息大爆炸已然成为事实，在为人们提供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助长了人的思维惰性，依赖于由网络媒介创造的虚拟环境。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传递的信息往往会偏离事实，甚至会有人专门为了混淆视听发布虚假信息，基于自身情绪等主观性因素传播信息发表观点。总的来说，后时代的新闻传播容易使个人与真实世界和事实越来越远，这种危机给资本逻辑作用下的当代传播留下了一个巨大隐患。

　　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提供信息的平台，更是反映社会的重要工具。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播媒介所具有的“把关人”作用淡化、互联网信息准入门槛低、传播去中心化这三个特点使得网络声音嘈杂，并且由于网络活动主体的匿名性特征，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对自己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不负责任。

　　虽然网络参与的主体比较广泛，具有多元性特点，但是总的来说，网络的主体主要是社会生活中的意见领袖和弱势群体，他们基于某种心理作用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前者是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某一事件提出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看法或建议，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心理满足，后者则是因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对生活有一些不满，借助网络来发泄并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情绪，在这种状态下发表的言论往往较为消极。网络的主体并不是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人，而是集中在这两类人身上，这就使网络并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生活中所有人的态度和观点。

　　媒介技术的异化，本质上是人的异化，即人痴迷于媒介技术的万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放弃了人自身的价值，无视人的道德责任，任由媒介技术主义“狂奔”。而实际上，迎来的不是真实的自由，而只是聊以慰藉的幻觉。每个人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渴望不受约束的自由，而新的媒介技术，特别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主导的媒介融合，使亦真亦幻的虚拟现实成为可能，的确能够增强受众群体获得某种超越时空的感觉，但是，这种所谓的感觉也存在限度，往往会以对新媒体的过度依赖为代价，使人自身异化，失去人的自主性，换来的却是被外在虚拟影像支配的错觉。完全依靠媒介技术主义的引导，沉迷于媒介技术异化的逻辑，只能走向虚幻的自由，与媒介技术产生的初衷渐行渐远。

　　然而bob半岛·体育，正如过度追求媒介技术，导致人自身的异化，那么，一味地反思媒介技术的异化，也会带来对媒介技术的否定。反思媒介技术主义，消除媒介技术的异化，并不是否定媒介技术本身，陷入媒介技术的悲观主义，而是改变媒介化生存，走出人的异化状态，探寻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平衡点。人与技术互动的演变过程表明，任何一项技术的产生都会由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经历不受人控制的“失衡”状态，到人重新找回自我、与技术实现“再平衡”状态，逐步推动人与技术互动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

　　在对技术要求不高的社会状态中，实现人与技术的平衡并不难，但在技术越来越决定未来走向的社会中，特别是技术已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甚至被哈贝马斯称之为“第一位的生产力”bob半岛·体育，人与技术互动的平衡机制更为复杂。人与技术之间的平衡，最根本的动力依然是人自身，无论是技术产生之初人的内在需求，还是技术后果的失控要求人自身观念的转变，抑或是技术异化导致人与技术关系的失衡，没有人的参与，任何技术的异化都无法实施。

　　因而，人与技术之间的动态平衡，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的本质要求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语）的渴望。人创造了技术，最终必须回归人的本质，否则，无法消除技术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弗洛姆，一生致力于解决异化问题。对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必须作为由人的理性和愿望所决定的最终目的和手段……是人的最佳发展，而不是最大限度地生产的发展是一切规划的标准；必须是人而不是技术作为价值的最终根源”。媒介技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关涉到社会大众的精神生活，更应该以人的价值为先导，回归人文轨道，明确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边界，重塑人的主体性。

　　目前，媒介技术的异化浪潮正席卷全球，对每一个体乃至社会、国家都造成了空前的震荡，冲击着人们的内心世界。然而，新的媒介技术不断涌现，又催生了人与媒介的“互嵌”，如学者李沁提出的“第三媒介时代”即“沉浸媒介”理论认为，“以人为中心的开放媒介形态，包含所有可以生产、传播、展示和接收信息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媒介形态，是所有媒介的集大成者。人不仅是媒介的积极驾驭者，更是沉浸媒介的本体。人机合体的‘沉浸人’，是沉浸媒介的最高状态，是真正的超媒介”。

　　每个媒介时代，都能演化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其强势的传播模式，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但也存在着消除媒介技术异化的可能，走向人与媒介技术“互嵌”的表达。具体说，就是从人在“媒介外”的“第一媒介时代”，经过人在“媒介内”的“第二媒介时代”，发展为人与媒介合二为一的“第三媒介时代”，对人类的信息沟通方式带来突破性质变。“第三媒介时代”重新定义人与媒介的关系，形与媒介互为彼此的全面融合。